本网记者 张有义 游春亮

　　4月10日，广州的天气有些闷热。
　　黄埔大道的一侧是一座现代化的高楼，另一侧，乔娟拎着一个小手提包，慢慢地向前走，旁边有的士鸣笛，她似乎没有听见。
　　走了几百米的路程后，乔娟回过头来张望，张望那座她工作了三年的高楼，眼神里透出伤感和无奈。
　　三年前，她和搭档带着几百万资金，饱含激情地在大楼11楼租下几间写字间，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。三年后，律所律师由3个人，迅速壮大到60多人。但她和搭档却要离开了。
　　在用了近两周时间，和其他合伙人完成谈判后，4月10日下午，乔娟终于选择离开，一分钱也不要。她惟一的要求是，把律所办公室中最小的一间房，给她留一年，即使她肯定不会再来。
　　这天晚上，她和搭档老刘坐在常去的茶餐厅喝茶。沉默了很长时间后，老刘劝乔娟：“咱们根本不是办律所的料。”乔娟苦笑着说：“咱们没有律师的智商，因为咱们根本就不是律师。”
　　约半小时后，乔娟一位在当地司法局工作的朋友老宋过来了。他的第一句话是：“谈清楚了吧？早就劝你们两个外行人早点撤，不听话！”
　　老宋转过头又对正在旁听的记者说：“社会资本开办律所的例子已经有很多，但成功的很少，主要是缺乏法律上的支持和制度上的约束与规范。”

    初衷

    乔娟和老刘一直从事无线电业务的开发，是地地道道的商人。商人自然有商人的想法，那就是什么业务合法又能赚钱，就干什么。
　　乔娟的一个朋友在香港做律师，案源很多，因此收入颇丰。这让乔娟和老刘动心不已。一次，老刘和这位律师朋友聊天。律师说：“根据大陆现行法律的规定，香港律师不能直接在内地参与诉讼业务，要是能有一家律师行和他们所进行业务对接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”
　　于是乔娟向司法局工作的老宋打听。老宋说：“这倒是个好事。但根据我国律师法的规定，律师事务所只有具备一定条件的、并具备律师资格的人才能开办，不像开办一般公司那样简单。你们不是律师，因此社会资本注入律所目前没有法律依据。”老宋还特意强调：“据我所知，实际上在广州、深圳等地已经有不少类似的现象，但运作的不是很通畅，效益也没有期待的那么好。”
　　其实，乔娟对于办律所，还有一个想法。那就是，在她看来，律师的社会地位较高，如果自己的名片上增加律所主任或副主任的头衔，不仅对于自己老业务的开展有好处，而且可以增加自己在社会上的荣誉度。
　　老宋对记者介绍说，有些大老板，比如房地产老板，出资几百万，办一家律所的人是有的。“但是，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些投资者把律所的运作看得太简单了。因为他们的主业，不是靠律师办案收费。这些老板的想法也很简单，只要律所的律师能为他们本身的诉讼和非诉讼业务好好工作就行了。”
　　记者致电广州市司法局律管处的一位负责人，这位负责人说：“如果是这样，不仅不能实现律所规模化发展，相反，还会使律师的法律独立性遭到挑战。这是不会被法律所认可的。”
　　乔娟并没有把老宋的警告听进去，律所如期开始筹备。但他们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一个泥潭。

    设立

　　乔娟通过关系找到了三名经验丰富的律师，在和他们洽谈后，三名律师都表示愿意合作。于是几方共同签订了合作协议。
　　记者看到，协议内容比较简单，甚至是粗糙的。内容基本上是，由乔娟和老刘实际前期出资100万元，包括写字间的费用、办公用品的费用、前台秘书等行政人员以及其他一些行政开支；三名律师同为高级合伙人，其中一位律师出任主任，并以他的名义向司法局申报；另外，三名律师的收入，除依法缴纳税款外，均归其个人所有。
　　很快，2005年11月左右，律所的手续办好。律所进入发展阶段。
　　为了扩大规模，乔娟以律所名义向社会发布广告，招收新律师，条件相当优惠。很多执业不久的新律师加盟进来。这些律师办案的收入分配比例是，如果是自己的案源，除税款外，收入归个人，律所不进行提成。但必须办理律所交办他们的案件，除了差旅等费用外，提成比例20%左右。
　　对于没有案源、经验不多的新律师，乔娟只能选择以工资的方式“养着”他们。乔娟说，给这些律师的工资高低不同，但至少都要在2000元左右。除了这些新律师，以律所名义给合伙律师聘用的助理，也由乔娟给他们发工资。
　　在这种模式下，到乔娟离开律所之前，该所执业律师的数量达到了60多人，这在广州已经是中等以上规模的律所了。
　　按照乔娟的本来想法，等律所进入正轨后，自己便可以脱身，但什么算是步入正轨呢？乔娟发现，“正轨”这个词虚得很，她逐渐被律所的事务缠身，老本行则完全交给老刘来运作了。

    矛盾

　　乔娟回忆说：“律所成立大约半年后，她和三名合伙律师的矛盾开始产生。”
　　起初，一位收入不太好的合伙律师找到她，希望能分担一些由乔娟提供的案源，但条件是，不能像普通律师分成比例那样低。“他要求比例在60%左右。”乔娟说，“这个要求很过分，但为了团结，我最后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。”
　　没想到的是，这位律师在接了香港律师对接的案子不久，就抛开香港律师，直接和当事人谈妥条件，签署了法律顾问合同。
　　作为朋友，香港的律师找到乔娟进行质问。乔娟无言以对。更让她没想到的是：“那位合伙律师竟然理直气壮，不认错，更不挽回影响。”双方闹得不可开交，最终那位合伙律师带着乔娟给他提供的资源，离开律所。
　　这件事直接影响到乔娟和其他两位合伙律师的关系，也暴露了律所发展中的问题。
　　乔娟还观察到，一些刚入所的律师比较听话，让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但随着时间，这些律师“毛病”就多了，有的对交办案件草草应付，有的提出各种条件。乔娟和一位律师聊天，这位律师说出了真心话：“你没有律师资格，却管着我们，我们当然心里不舒服。虽然你给我们的待遇不错，但是我们的专业知识才是律所发展的基础，你的收入必须依靠我们手中的‘本本’。”这个说法极大刺激了乔娟的自尊心。
　　另外，乔娟也发现，按照原有的合伙协议，对她也很不公平。比如合伙人办公用房的租赁费用，合伙律师的助理工资等等，都完全由她自己出资。
　　为了进一步理顺关系，乔娟和合伙律师重新签署合伙协议。约定，合伙律师的办公室租赁费用以及助理律师的工资，由合伙律师本人承担。还约定，如果是由乔娟提供的案源，合伙律师或其他律师承办的，因像上述那位合伙人的原因导致律所亏损的，承办律师按实际情况负有赔偿责任。
　　签署完毕后，乔娟拿着协议找到老宋。
　　老宋看完，笑了，说：“你们被那些律师们蒙了。”

    解体

　　正如老宋和广州市律管处的那位负责人所言，乔娟真的被律师们蒙了。原因是，非律师的乔娟和合伙律师举办律所的形式，当时不能为法律所认可。那么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乔娟和合伙律师签署的协议，属于违法。
　　老宋说：“这样的协议根本拿不到桌面上，到法院打官司也不会得到支持。”
　　这个说法真正触动了乔娟。自己投入的100万元，早已经花完。到她离开的时候，她和老刘贴到律所身上的钱差不多有300来万元，而且还有继续亏损下去的趋势。
　　2008年年底，同样坐在那家经常去的茶餐厅里，乔娟和老刘开始琢磨撤资的事情。但想来想去，不知道能撤回什么。“撤桌子、撤椅子还是扒房子呢？”乔娟自嘲说。
　　在老宋的建议下，乔娟决定，和合伙人摊牌———他们决定不再为律师们和行政人员发工资，也不再增加支出。
　　几位合伙律师也觉得很对不住乔娟和老刘。因为这三年的时间里，乔娟几乎把自己的老本行都放弃了，结果却是一场空。再者，这些律师很明白，他们和乔娟之间的协议是无效的。
　　最终，乔娟和老刘黯然离开。乔娟形象地说：“没有带走一片云彩。”

    牺牲品

　　4月10日晚上，在茶餐厅里，乔娟真正听进了老宋的话。老宋说：“实际上你不懂管理，更不用说对律所的管理了。你们现在撤，还算明智吧。如果律所出现了大问题，比如律师因为过错需要大笔赔偿当事人损失的时候，你们怎么办？”
　　针对乔娟的办所经历，广东省广州市司法局律管处的相关负责人分析，这个所的模式，“说好听点就是尝试，说难听点就是牺牲品。”
　　“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他们根本没弄懂如此办所的内涵。其实，这应该是一种律所有限合伙的形式。因为一旦律所产生问题，被追究责任的肯定是合伙律师。合伙律师也不能以此追究乔娟他们的责任，乔娟最大的责任也无非就限定在自己的出资额度范围内。”
　　这位负责人介绍说，目前一定数量地存在着类似情况。但绝大部分都处于混乱状态。“我们司法行政部门也有调查过。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，合伙律师必须真实出资，虚假出资要承担责任，甚至律所和律师的牌照要被吊销的。”
　　老宋对记者说，再过不到两个月的时间，新修订的律师法就要实施。其中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“特殊的普通合伙”制律所的出现。“很多专家把这个新兴的制度称为‘律师事务所有限合伙’的尝试。”
　　广州市律管处有关负责人根据多年的管理经验说：“实际上，社会资本进入律师所，从总体上看是有利于律所向规模化方向发展的，最主要的是可以增加律所的抗风险能力，还可以改变目前律所普遍存在的提成化管理的旧有模式，增强我国律所的国际竞争能力。据我了解，律所有限合伙的形式在美国很流行，也实际起到了使律师发展壮大的作用。”
　　乔娟最后对记者说：“留下那间办公室，就是留下希望吧。”